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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和古蜀国为何突然消灭？

从发掘情况看，古蜀文明至少存在和发展了二三千年，古蜀古蜀而且文明程度在同期的文明文明中国和世界上都应属于前列的。但是消失，后来又为什么销声匿迹了呢？古蜀古蜀不少学者提出了荒灾说、战争说、文明文明瘟疫说或自动迁徙说等说法，消失但都略嫌证据不多和不足。古蜀古蜀

根据土色土质分析，文明文明这里的消失地层可划分为16层：1～6层分别为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8～16层分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间第7层是一个厚20～50厘米的富含水分的淤泥层。这一淤泥层中出土有贝壳、水生物化石等，这就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想：一场洪水一夜之间使古蜀文明突然消亡。

古蜀文化有哪些

古蜀文化有三星堆、金沙林遗址、船棺葬等。

1、三星堆：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神话古史是前提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

2、金沙林遗址：金沙林遗址的发现三星堆后，古蜀国都邑迁往何方？“金沙林遗址”的发现，使得答案浮出水面。三星堆都城废弃后，古蜀国的都邑到底迁至何处？一直以来，考古人员被这一谜团深深困扰着。2001年2月8日，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金沙村下水道的施工现场，玉琮、玉璧、玉璋、玉戈、石人、金箔、青铜器和大量的牙等文物的发现令考古人员激动不已。

3、船棺葬：船棺葬，是战国时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葬俗。揭开船棺葬，蜀国王室成员大多夭亡……经历了三星堆、金沙的辉煌，历史进入了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大批这一时期的古蜀墓葬被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江章华告诉记者，这一时期，最具有特征的葬具是船棺。所谓船棺，即将整木先锯去约三分之一，然后雕凿成独木舟形，作为葬具，尸体及随葬品均装殓其中。这种船棺一般都是竖穴土坑中单棺或双棺，长度多在5米左右。

古蜀文明是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文明吗

是的。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是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张仪灭掉古代蜀国后，将其划为秦国的蜀郡，然后大量输入华夏文明，这样蒙昧的成都平原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至于张仪灭蜀之前成都平原的模样，惜墨如金的古人用了八个字：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这八个字掩盖了一切真相，并且挡住了两千年来历代学者关注的目光。然而，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也象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的眼前。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冰山一角的发现，与公元1898年王懿荣在中药材里发现刻有符号的甲骨从而揭开殷商文明面纱一样，纯属偶然。

公元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这一重大发现本该成为寻找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起点，但在兵荒马乱的旧时代，什么都无从谈起。

直到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迷人的光彩。

没有等到学者们将三星堆文化研究透，更为瑰丽的金沙遗址又被发现。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

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一个发达程度与三星堆文化相当甚至超过三星堆的古文化遗址出现在面前。结合解放以来的成都平原其他的考古发现如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遗址以及年代稍后的商业街船棺和十二桥遗址；再对照众多传世文献中对古代蜀国的记载，历史学家们发现考古结论和文献记载出现了惊人的吻合。

这一结果雄辩地证明：在秦国势力华夏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成都平原早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文化。只是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由于种种原因，它湮灭在历史的荒原，成为失落的古文明--古蜀文明。

根据已有的资料，已能够部分复原出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属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象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历史 | 古蜀文明

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巨大成就和感染力。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共享盛名的，还有坐落在今成都市城西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具有许多和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共同形成了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基本风貌。三星堆以其谲诡奇异的青铜面具与人像，高大的青铜神树以及黄金制作的面具、金杖等带给世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刷新了人们有关世界上古文明传统知识图景。金沙遗址除了展现给人们与三星堆相类似的黄金面具，阴刻有鱼、鸟、箭连环图案的金带，大量堆积的象牙等考古场景之外，也以大量新的出土文物续写了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篇章，提供了中国上古精神世界更多的精彩画卷。

现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物精品，总体呈圆形，由含金量高达94.2%的金箔片制作，图案分为内外两层，经过了精心刻画和切割。外层的图案是由四只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鸟构成，内层的图案则是同样精确划分、等距分布的十二支芒叶，朝着圆心向左旋转。整个图案均衡对称，充满动感，在起伏跳跃的节律中又暗含着四方围绕中央、天道左旋、中央向外辐射出十二条光芒的深刻寓意。

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太阳神鸟”，是因为这个圆形的金饰很可能象征着以太阳崇拜为中心的宇宙观。圆形的图案象征太阳，中心向外辐射的十二条旋转的金色光芒线以及最外围首尾相接的四只“神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四季、十二月这样的天象与物宜。这里，还应当提到一个十分重要、但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考古现象：在金沙遗址中与这件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至少分属于七个个体的蛙形金箔，其中两件造型基本完整，可以观察到其造型呈蛙状，头部较尖，双眼圆鼓，背部中间有脊线，四肢修长，弯曲在身体的两侧，背部有两排麻点状的乳钉纹，这样的造型让人联想到“月中蟾蜍”。如果将太阳神鸟和月中蟾蜍联系起来思考，《淮南子·精神训》所言“日中有踆乌、蟾蜍”的记载可谓与之暗合。由于这批金箔原来都是贴附于某个物体的表面，所以有学者曾经推测，如果将金沙出土的这几件文物联系在一起加以复原的话，很可能复原后的构图是圆形的太阳神鸟居于中央，在四周等距离环绕着八个或者更多的蛙形金饰，共同组成一幅日月交相辉映的场景。这个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

商周时期，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渐形成，天圆地方、中心与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更替、日月星辰的定位、宇宙的框架模型等古老的天文地理经验，已经开始以不同方式得到表达，出现在考古材料中。如果说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象征着人类远古文明中的宇宙树、太阳树，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所蕴含的深意，则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金沙遗址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制、木制的农具，还有粟、稻等植物种子，金沙先民们对于日出月落、四季更替，尤其是太阳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有细致观察和深刻体会，他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阴阳四季等观念的黄金制品，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为朴实而自然的表达，更以其几近完美的艺术赋形，为世界美术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典范之作。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反映在出土的黄金面具、玉器、象牙、青铜人像、陶器等不同方面。但其中最能够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刻在黄金器物上的一组神秘图案。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杖体，木芯外层包裹着由金条拓展成的金箔，由于出土于具有浓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所以学者们一般将其认定为三星堆遗址中代表权力、威仪、等级等含义的“权杖”，或者称之为“神杖”“王杖”。引人注目的是，杖体上端保存着用两组阴线刻成的纹饰图案，图案相同，都是一端为并列的三个头戴宝冠、耳佩大环的人头像，另一端有两组相同的纹饰，各由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组成，其中的神秘含义令人寻味。

无独有偶，在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被称为“金冠带”的金器，呈圆环形，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直径上大下小。这条金带的表面也錾刻着四组相同的图案，其基本构图特点也是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和一个类似人面孔的圆形纹饰，和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

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两组神秘图案的意义。但是，无论将其视为象征不同族群的“图腾”或“族徽”，还是视为传递某种神秘寓意的符号，两件黄金器物上的纹样相似度如此之高，足以表明这是来自三星堆和金沙最高等级人群之间的某种原始信息，两处遗址有着共同的文明传承，很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表达权力的象征：一是黄金权杖，一是黄金冠带，然后由一组相同的图案将其联系在一起。图案中的鱼和鸟由一支箭串联起来，箭杆从鸟的身躯旁边掠过，箭头则射进了鱼的身体内，让人不禁联想到这是否是三星堆和金沙的先民们在用符号进行思想表述、记录和传承？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三星堆还是金沙，都没有发现文字，对于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古蜀青铜文明而言，这无疑是令人费解的。但是这组錾刻在黄金器物上的神秘图案，或许能够透露出古蜀文明中某些已经消逝的“知识密码”。汉晋时代有关古蜀的文献史籍中，曾记载古蜀国王的传承系统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蜀王本纪》）。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图案如鱼、鸟、箭等，或许都和历史传说中古蜀的王系、世系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它们同时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黄金器物上，究竟暗示着权力的交替更革，还是意味着文明的传承不止？虽然我们今天还暂时无法破译它们的意义，但上古先民运用神秘符号来表达某种知识、思想的能力已经彰显无遗。

金沙遗址内有专门的祭祀区，位于遗址的东部，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滨河而设，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可以由此推测金沙人最初的祭祀活动是在河岸上举行，祭祀仪式完成之后再将祭品掩埋在河滩中。

和一般的生活遗址不同，金沙祭祀区内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都不是实用品，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祭器或者礼器。从商周时期中原卜辞中所反映的祭祀活动来看，有燔燎、沉埋等不同祭法，有的是焚烧祭品、烟气上升，使天上的神灵得以享用；有的是在土中埋藏祭品和牺牲，向天上和地下的祖先、神灵贡纳输诚。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和金沙有着与中原商周祭祀相同的做法，但又独具个性和特点。

金沙的祭祀活动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祭品大量使用动物的角、牙等部位。和三星堆祭祀坑一样，金沙祭祀区内也出土了大量象牙，其中最长的一根长达1.85米，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大象牙。除了以玉器、铜器、石器等作为祭品之外，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动物骨殖，应为祭祀时的“牺牲”，尤其是野猪的獠牙数量多达数千枚，但并没有发现上述这些动物其他部位的骨头，这表明祭祀用品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其二，祭品中有专门制作的石虎、石蛇、石龟等动物形象，五官处多用朱砂涂红，与之共同出土的还有双手反绑在后的跪坐石人像，有的石人像五官也同样涂以朱砂，表明其身份和这些石制动物一样，应是作为祭祀的“人牲”，他们极有可能是战争俘虏或奴隶，这也折射出金沙时期的社会变化。其三，祭祀礼仪和程序逐渐形成。金沙遗址的祭祀活动经历了500年左右，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70-前476年的春秋早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金沙人的祭祀圣地才日渐荒芜。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金沙的祭礼活动大体上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为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以象牙、石器作为祭品；第二个阶段约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大量使用玉器、铜器作为祭品，象牙也仍然使用；第三个阶段约为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前一阶段流行的铜器、玉器和象牙等祭品数量骤减，而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动物骨殖、美石、陶器等作为祭品。

虽同为祭祀，但金沙的祭祀区明显有别于三星堆的祭祀坑。金沙遗址在祭祀对象、祭器使用、祭祀场所等方面都和三星堆有所不同，并且没有出现三星堆祭祀坑中最具标志性特点的青铜头像、面具、大型立人像、大型青铜神树等重器。虽然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与三星堆祭祀坑造型相同的黄金面具、青铜小人像等，但是体量和规模都远不如三星堆，这究竟意味着金沙时期总体国力的消退、祭祀资源的匮乏，还是两者本身就是在不同场景下开展的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方式的祭祀活动？这些都有待开展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使用大量象牙、金箔神器、玉器祭祀来“沟通神人”这一点上，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从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的考古发现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从而提供给世人前所未有的中国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为何祭祀在上古中国如此重要而神圣？这涉及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基本问题之一，即天人之间、人神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和谐共处。上古人类普遍认为，世界上有某种“神秘力量”存在于自然界和天地人神之间，人类通过某些特定的仪式与仪轨，能够“通天达地”，或掌握这种神秘力量的法则密码从而得其护佑，或积极利用多种“法术”（也就是巫术）从而趋吉避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原始巫术和祭祀活动已见诸考古发现。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河南濮阳蚌壳龙虎图案、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版图案、辽宁喀左红山文化神庙与神像等，都含有原始巫术与祭祀的寓意，被认为拥有“沟通天地、接引鬼神”的神秘力量。进入中原商周青铜时代，祭祀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形成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一套礼仪制度并广行于天下。三星堆和金沙所展现给世人的，无疑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别样表达，它既继承了中国各地自远古时代以来神人混杂、“绝地天通”的宇宙观和神灵观，又以地处中国西南的独特视角和非凡的观察力、创造力，构建出时人对于上古精神世界的理解、想象、运思和表达。

当三星堆成为热门考古话题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客观、科学地认识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以更加宽广的眼界去阅读、理解古代文献中的古蜀传承与考古发现中的现实景象。同时不能忽略三星堆旁边的金沙，它们相辅相成、承前启后，互为镜像、寓意深长，共同书就了古蜀文明悠久而辉煌的篇章。

古蜀文明简介

古蜀文明，是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时期早期，产生于我国今四川地区（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等地）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文明。目前留存的遗址主要有成都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中国上古三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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